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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
作者:佚名    图书来源:新华读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0-11

蒋经国传 作者:陶涵 译者:林添贵 出版日期:2010年9月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蒋经国之后,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代领导,然而每次民调显示,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和经历?

  蒋经国和邓小平是莫斯科的同学,隔着海峡,一个推行改革开放,一个力促“十大建设”,一个成为“亚洲四小龙”,一个建立现代化强国,是偶然还是巧合?为什么他自章亚若死后,终其一生不见儿子章孝严、章孝慈一眼?为什么两位私生子却成了蒋家第三代中最优秀的继承人?为什么蒋家第四代成了悬崖边的贵族,为什么他们天生逆反政治?

  本书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未公开的资料,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门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发掘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史料。

  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从国际的视野和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历史以及蒋经国个人的历史,描述了蒋经国一生的政治、经历、军事和社会活动,以及蒋经国所处的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以及国际大背景。

  [作者介绍]

  陶涵(Jay Taylor),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文及中国事务,1962年至1965年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和分析。美中建交后,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任政治参事,后又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是经验丰富的中国事务专家,数种专著行世,学界颇有声誉。

  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160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多次专程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

  [译者简介]

  林添贵,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译作极丰,有《买通白宫》、《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译)、《大棋盘》、《新皇朝》等,现客居美国,主持天林媒体投资集团。

  [名家推荐]

  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马英九 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

  蒋经国已死了多年,但从各种民调显示,蒋经国仍高居政治人物声望的第一名,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像,永远是一个难解之谜。 ——胡忠信 知名电视评论员、倒扁四人组成员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李敖 著名作家、政论家

  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南方朔 知名政论家

  [目录]

  新版序言   陶  涵

  《蒋经国传》的推手  丁大卫

  《蒋经国传》的由来

  铭谢感言  陶  涵

  第一部 革命岁月

  第一章    其介如石/003

  第二章    可教之子/013

  第三章    红楼一梦/023

  第四章    社会主义党人/041

  第五章    抗战爆发及父子团聚/063

  第六章    赣南模范/083

  第七章    教育长和将军/099

  第八章    东北交涉/111

  第九章    溃败/125

  第十章    转进/143

  第二部    立足台湾

  第十一章    意外的苦果/165

  第十二章    秘密战争/179

  第十三章    家庭、朋友与敌人/195

  第十四章    股掌间的美国盟友/207

  第十五章    中国大跃退/225

  第十六章    “国防部长”/241

  第十七章    经济起飞/253

  第十八章    “行政院长”/269

  第十九章    老成凋零/285

  第二十章    分道扬镳/295

  第二十一章 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309

  第二十二章 海岛与大陆/323

  第二十三章 接班人、掮客、凶手/337

  第二十四章 建立共识/355

  第二十五章 突破/365

  第二十六章 中国式的民主/379

  尾声/387

  《蒋经国传》译后感   陶  涵/393

介石、宋美龄与蒋经国巡视中部横贯公路

新版序言

陶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他刚完成为时二十年的改革,更于生前最后一年开启自由、多党民主的大门。他晓得在民主体制内,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论好坏,全都会释放出来,但最后仍能去芜存菁,只有没有监督制衡的社会才会落到最坏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归因于反对党人士持续不断的压力和正面批判,另一点就是蒋经国及其同僚的智慧。蒋经国早就了解,国民党及蒋家要能延续,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反对党人士也晓得时间站在他们这边,使用暴力只会适得其反,会破坏岛上正在进展的“经济奇迹”。

  台湾政治火炬的传递,等同要少数的外省人权力交棒——他们曾经以残暴威权掌权,造成与台湾本省人的长期对立。蒋经国晓得,由于许多台湾人向往“台独”,这种转变将威胁到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诚如本书指出,蒋经国也相信,唯有台湾人民支持,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这才有可能——直到1989年前这似乎是进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台湾政治自由的催化。

  此后二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成绩亮丽,1997年全国七十三万四千个村级单位也开始选举,让一些中国人学到自由的代议制度的规范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包括先前的蒋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荣作为国家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蒋注重的还有“反共”,一场注定要到他死后才结束的战争;但蒋介石更声称国民党的长期政治目标是自由民主。结果他宣示的理想使旧政权处处受敌,必须对不民主的作风自圆其说,同时也把体制推向渐进改革之途。

  儒家也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也必须开明、泽披四方。在这样的体制下,统治者自然偶尔感觉到需要宽容、或假装宽容一个相对开放的公民社会。蒋经国时期,甚至他父亲的晚年,也变成越来越“软性”的威权主义。之所以会如此转变,有几个原因,诸如断绝外交关系后,蒋氏有需要安抚他们最重要的美国盟友;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认识到外省人的独裁体制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结束孤立状态;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的外交困厄。凡此种种因素之外,台湾人民日益富裕、教育发达、城市化,也都有助政治改革的推动。台湾——而不只是蒋氏政权——必须找出另一个存在的理由。

  与台湾情况相似的是,大陆在经济起飞之际,公民社会也相当蓬勃发展。我20世纪70年代到大陆旅行、80年代长住中国大陆,当时公开存在的组织无一不是党、政、军的机关工具。今天,中国一般老百姓其实能够随心所欲生活,除了不能公开有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之外,私底下讲话也相当自由。2009年,中国号称有近二十九万个非政府组织、二百七十万种期刊(原文如此)、一亿五千万网民。

  目前促使大陆自制、没对公民自由设限,且主张起码的软性威权主义,有一个既独特又讽刺的因素,就是他们需要去说服海峡对岸的人民,大陆尽管近来摆明摒弃改革,实际上却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一样,在个人自由方面,曲折、缓步迈向更加开放的社会。

  马英九曾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属,他在2008年以极为悬殊的选票当选,反应出族群趋于谐和、台湾民主更加成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和平轮替。马英九赢得绝对多数票,意味着2008年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追求独立是不可行或危险的事。同时,两岸的经济愈见统一,台商在大陆设立七万家公司、投资逾一亿美元(原文如此),有一百万名台湾员工和眷属长住大陆。在马英九主政下,相信此项重要关系还会成长,也有助于双方克服漫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利于长期的临时协议,或甚至在两岸政治关系中出现有创意的正式协议。毕竟儒家不断反复教育的,正是在棘手的争议中,寻求符合双方原则与利益的精妙之道。

蒋经国传 作者:陶涵 译者:林添贵 出版日期:2010年9月

《蒋经国传》的由来

傅建中 

  蒋经国的英文传记即将问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出售,中文译本也同时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蒋氏死后不过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传记,而他那位曾经统治台湾的父亲蒋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后,在西方还没有一本盖棺定论的传记,两相比较,蒋经国的声誉已盖过他那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父亲了。

  《蒋经国传》能够诞生,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另一是台北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当时担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就已产生为蒋立传的念头,而且无时或忘,目前是蒋经国基金会顾问的丁氏,却从一开始就抗拒由基金会出钱替蒋经国写传,因为那样的一本传记,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眼中,会被定位为官方斥资赞助的传记,也就是所谓的“授权的”(anthorized)传记,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均将大打折扣,与其出版这样的传记,还不如不出为好。

  丁大卫对余纪忠先生一向敬重,两人友谊颇笃。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长与蒋经国从大陆时代即已开始的不寻常关系,故他早即属意由余氏出面赞助英文《蒋经国传》的写作,但又不愿唐突启齿,因而数度向笔者表露此意,经笔者转达后,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卫遂于1994年底赴台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便,亲访余董事长,口头提出请余氏赞助《蒋经国传》之事,蒙余氏慨允。

  丁氏返美后,即于1995年1月初正式驰函请余先生支持撰写英文《蒋经国传》计划。初步计划以两年为期,聘请一位专职作家从事《蒋经国传》的材料收集和撰写。写作期间,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访问费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国通鲍大可(已故)或前《华盛顿邮报》的亚洲专家卞诺执笔。但鲍因健康欠佳,卞诺正在写书未果,最后丁氏郑重推荐他在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并经余先生同意,整个写作计划于1995年夏天开始。

  同年8月陶涵专程去台北,持丁大卫的介绍信访问蒋经国生前的门生故旧如李焕、王升、蒋彦士、钱复、宋楚瑜等数十人。8月19日,余纪忠特别为陶涵来台访问展开《蒋经国传》写作,在《中国时报》召开会议,俞国华、郝柏村、李焕、马树礼、秦孝仪、章孝严、宋时选、熊丸等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余纪忠在这次会议中,宣布他决定支持陶涵撰写《蒋经国传》的计划。

  余先生在会中指出,他决心赞助美国作家陶涵写《蒋经国传》,目的在于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的格局,让陶涵放手去写,为蒋经国的生平志业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与会人士俞国华首先发言,强调余先生这样做,真可以说给蒋先生以“公正”(justice)。郝柏村接着说,余先生完全是“道义之举”,他也感念丁大卫以一位美国人能主持正义,主动提议为蒋经国写传。李焕说,余先生以新闻界备受尊敬的钜子地位,赞助此传,相信将来必会有一本“真实而能为人接受的《蒋经国传》”。马树礼则在会中意味深长地说:“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他举了日本《产经新闻》多年前连载《蒋介石秘录》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

  秦孝仪、章孝严、楚崧秋、宋时选、胡佛、李云汉亦相继发言,他们相信书成后,可传诸后世,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记录,对中国政治亦将有其深远影响。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言及事务,1962至1965年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华语训练。美国与中共建交后,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又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亦有声誉。

  陶氏接受丁大卫的邀约撰写《蒋经国传》,事前提出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余纪忠先生阅后,认为颇为周详,决定赞助此计划,并授权笔者代表时报出版公司于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华盛顿签约,预定两年后由作者完成《蒋经国传》的初稿。陶在邀约中要求有“充分和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如今书成,陶涵在“铭谢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忆,他当初做此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余纪忠自始至终完全让他放手去写,从未干预,遑论过问。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写作。关于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连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1995年8月)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赞同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获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的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迹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注解和索引即多达九十页。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赞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阙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的(pigeonhole)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末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了解‘中华民国’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中华民国’”。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致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应是四期)、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襁褓中的蒋经国与祖母王太夫人合影

蒋经国和父亲合影于重庆

揭秘蒋介石如何教子? 

  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王老夫人早点为他从溪口挑选的妻子——毛福梅所生。多年后,在蒋介石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在王老夫人死后,与毛夫人正式离异。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二十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

  因此,蒋经国出生后,蒋介石并未回家看望他这个儿子。似乎也没有初为人父的欣喜。直到大约经国十岁时,蒋介石开始有了改变。此时,他似乎已发觉经国将是他唯一的骨肉子嗣,对这个儿子开始关心,亟欲建立身教,不时灌输儿子纪律、道德观念。

  少年蒋经国与父亲合影

  一九二○年初,蒋介石回到奉化,亲访他的老师顾清廉,央托他协助教导经国。顾清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时间了解经国的潜质,替他订下研修课表,也可能一度亲自为经国授课。蒋介石在同年二月九日给经国第一封信,提到顾老师向他报告“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介石自称,“闻之略慰”。他又安排奉化县另一位儒师王欧声,教经国诵读古籍和四书。

  虽然延聘硕儒教课,蒋介石还是觉得经国不应该像他一样躲在溪口,直到十多岁才出来见世面。经国九、十岁之际,蒋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经念过书的奉化县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在一九二○年二月、三月,分别在日记中记下,他亲自批阅经国的“功课表”。四月间,蒋介石写信训示儿子:“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经国:“不可轻佻,须要着重”。十一月间,蒋介石曾经回到溪口,与毛夫人讨论到经国的教育,他在日记中记下,毛福梅的观念对儿子有害无益。毛夫人曾经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这件事令蒋介石大为不快,以致决心翌年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书。

  蒋介石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溪口家中,每天都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父子俩有时利用傍晚时分坐上竹筏,沿着安静的剡溪泛游,欣赏鹭鸶抓鱼,聆听夏蝉争鸣。然而,大部分时间,蒋介石自己沉思、读书,思索军事计划,对毛夫人则不加闻问。经国对于双亲之间关系冷淡,已经习以为常。

  十二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陈洁如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她和经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他管这位只有十六岁的继母,称呼为“上海姆妈”。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影响到他此后一辈子对女性的罗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

  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尤其要求儿子要细读《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

  蒋介石也相当注意经国的书法,曾经规劝儿子。“你的书法尚无进步,每隔一天至少应该临摹一两百字。”显然他也承认自己书法不够俊拔,希望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要学好英文。他说:“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

揭秘蒋经国与冯玉祥之女的恋情

  冯弗能是蒋经国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冯玉祥的女儿。1925年10月底,他们一同乘着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货轮驶向苏联。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栉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

  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还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媛,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大敌。

  十一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

  大约一九二六年底,处于早熟十六岁青春期的蒋经国,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十五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

  蒋经国身材并不高大,在同学里也称不上英俊貌美,但是他具备农家子弟雄犷的面貌。虽然依然瘦削,他已练就一身强壮体魄。同学们都说他幽默风趣、活力十足、信心坚定。跟在上海念书时期一样,他是个天生的领袖,能高瞻远瞩,看清目标,鼓励同侪努力达成目标。

  中山大学少数已婚的夫妇档学生,起初被迫分开居住。男生住在中山大学校内,女生则安置在彼得洛夫卡街一个旧俄贵族的宅第。在学生抱怨之下,校方一边开始兴建夫妻宿舍,一边设立“幽会室”,供夫妻档学生燕好之用;未婚的革命情侣也偶尔利用幽会室谈情说爱。

  蒋经国和冯弗能的幽会乃是此后他一连串罗曼史的开端。然而,他只追求与他地位相当的女性,不像他父亲多年来净与一些烟花女来往。蒋经国自幼在呵护得无微不至的女性照料下长大,到了青少年时期,又碰上年纪足可当他女朋友的年轻“上海姆妈”,对于女性,他有种崇拜的浪漫憧憬。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爱,且发现追求的过程远比达致目标更留下美好记忆。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搜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他们边喝茶或开水,边留心中国的局势发展。蒋经国好几次被请上台,就国内局势发表演讲。有一次,他对三千名莫斯科市民,以“中国(国民党)北伐的目标及其最后成功”为题发表演讲。后来,又对三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以同一题目演说。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8月5日,总共有239名学生(几乎全是国民党员)获准回中国。滞留下来的320名中国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籍。然而,其中约有50名属于国民党籍的,决心留在中山大学,这里面有蒋经国、冯弗能和她哥哥冯洪国。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中国。蒋经国自从进入军校研修后,显然已不再和冯弗能通信往来。冯弗能兄妹回国之后,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

  1945年9月4日,蒋经国奉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介石亦派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是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最高级官员。蒋经国在圣诞节当天只身出发,前往苏联。此行在国民政府内部秘而不宣,但蒋介石通知了马歇尔。

  蒋经国12月30日、1月3日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这个时候正是孙立人所部持续推进,马歇尔的调处也出现第一个成绩的时刻。国共双方接受马歇尔提议,宣布1月10日起全面停火,并同意按照蒋、毛10月间原则接受的方案,召开各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若是斯大林预备接受中共不接管整个东北的解决方案,这些发展应该有助于经国和斯大林就东北未来前途达致协议。

  蒋经国借着和斯大林会谈当中的空当,来到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滨散步,这正是他和冯弗能、邓小平和张锡媛俪影双双,徜徉散步的旧地。他转到瓦和纳街16号的旧楼,20年前,他和一批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心怀宏伟大志,决心改造中国和世界。望着台阶,他或许看到门廊幽暗处,革命家拉狄克的幽魂悄然隐没。莫斯科的确有许多幽魂漂泊着。

  蒋经国1月14日回到重庆,方良到机场迎接;然而他没有回家,反而直接去向父亲报告。斯大林的提议是国民政府先把美军送出中国,然后才与苏联在东北达成协议,蒋介石听了无法接受,虽然和美方偶有龃龉,现阶段的蒋介石还没有到以依然大方慷慨的美援,换取斯大林空洞承诺的地步。

  国共内战的阶段,由于蒋经国为官清廉,太太必须量入为出,勤俭持家,蒋夫人也不让经国知道,她私底下经常送点钱补贴家用。尽管夫妻分隔两地,经国很可能偶尔与其他女性有些恋情,他和方良的夫妻关系在外表、实质上都还和谐。这时候,他在莫斯科时期的恋人冯弗能,已经另嫁他人,也住在南京,但是并无迹象显示两人曾再见面。

揭秘蒋经国在苏联的十二年 

19372月,蒋经国夫妇离开俄国时,与中国驻俄人员及眷属合影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栉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12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夜里,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经济残破,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L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浑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中山大学毕业同学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③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型相近,反倒备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③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的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1ant) 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8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45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5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之外,他每星期还抽出7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段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健康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从与党内政敌斗争的倥偬百忙中抽暇,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指挥官朱德,运用大胆巧妙的游击战术,躲过政府军的攻势。

  1931年,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俄国各地的经济改造进行得相当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区则相当顺利。这些农场供给莫斯科居民粮食所需,附近的“模范集体农场”又可做为宣传之用。

  奇怪的是,经国在他的回忆录里只一笔带过集体化的过程,根本没谈到富农的命运和粮食短缺的现象。鉴于朱可瓦村相对稳定,加上当时俄国人人活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备受监视的社会里,经国很可能相信农村必须改革,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有“令人目晕神眩,大为成功”的成绩。

  朱可瓦村农民绝大多数“没念过书、粗鲁不文”,半数以上饱受虱、蚤缠身之苦。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10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现在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中共每次整小蒋,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25天——这是3年来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虽然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9个月后,奖赏他“工作记录良好”,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传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间担任副主管。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好朋友。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17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动心。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抛弃她原来的俄国男朋友,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蒋经国申请去苏联留学的始末

  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苏联已经提供军事训练和教育学习的机会给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革命党人。后来,苏联把几个训练学校合并,组成东方劳动者大学。一九二五年,苏共决定单独成立中山大学,专收中国留学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偕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参与下,甄选中山大学学生,国共两党各自推荐若干学生作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

  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他要求吴稚晖(他当时的老师,也是蒋介石的好友)推荐。吴稚晖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晖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吧,你再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经国又找吴稚晖,表示依然决心要去莫斯科。吴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吴稚晖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有力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但是,一九二五年夏天政治界、知识界的气氛,与数个月之后的状况大为不同。吴稚晖并未劝阻蒋介石的儿子留学莫斯科,也没有提醒他共产主义的可怕。

  一九二五年夏天,蒋经国前往黄埔谒见父亲,讨论赴莫斯科念书的计划。经国在见父亲之前,先去探望已经是二十岁的美妇人“上海姆妈”陈洁如,向她报告自己有意前往莫斯科,请她向父亲先争取同意。

  据陈洁如的说法,蒋介石起初一口就驳斥这个念头,骂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蒋又说,他负担不起经国的留学费用。陈洁如替经国讲话,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丈夫点头同意。如果蒋介石当时已隐伏强烈的反苏、反共念头,一定会跟他的好友、结拜兄弟陈果夫讨论儿子有留学莫斯科的想法。不久之后就是国民党内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听到经国的计划不但毫无警告之意,还答应替经国准备厚重保暖衣物。

  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一九九六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了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俄国——“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符合蒋介石的政治和事业利益,也相当吻合他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不过,蒋介石倒是建议只有十五岁的经国,出国之前应先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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